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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中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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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查看详情>> 1260年忽必烈进北京,1266年就叫刘秉中给他实地测绘,作出建设大都城的规划,1267年动工,1276年建成了大都城。我不知这是不是世界上最早按计划建设的城市,反正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到这儿看傻眼了。他写道:“街道甚直,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,使此城门可望彼城门也。”“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,其美善之极,未可宣言!”      按元人写的《析津志》记载,那时已有“三百八十四火巷,二十九胡同”,火巷就是大胡同,加起来已有413条。而北京这名字是1403年,也就是明永乐元年,由朱棣皇上命名的,所以胡同的资格比北京这名字还老。      元朝规划的大都城很规整:四面相对11个城门,城门与城门由大道相连,大道之间以小街相辅,划成一个个方格,方格里就是居民区,居民区和街道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。大道宽24步,小街宽12步,胡同宽6步,两个胡同的中心相距50步。前些年西四牌楼砖塔胡同,大体还是这个宽度。元曲剧本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里丫头梅香有句台词说:“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!”可见砖塔胡同是元朝的规格。     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,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,对北京又作了番改造,胡同数量大为增多。按《京师五城崐坊巷胡同集》所载,这时已有纯胡同459条,连火巷算上足够1100多条。到了清朝,朱一新先生写《京师坊巷志稿》时,明确叫做胡同的已有978条,连街巷算上则是2070多条了。 
  • 查看详情>>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的眼里,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。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,是活着的元大都。 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,他做了一项工作,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,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。此发现表明,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,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。 元代房子的式样和风格留下来了,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,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就是北京的风格、风貌。 2004年的某一天,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。 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,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,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。 2004年12月,是它的最后的日子,以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的存在了,周边的几十条胡同也随之在北京的地图上永远地失去。 相伴了一生的老邻居散了,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,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,一条胡同消失了。 一组三所大院“孟端45号”正在迁建中。围绕这所建筑曾进行过长达4年的拆除与保留的争论。尽管国家文物局局长称誉说,“我看过北京260多个四合院中,这个院子是上上品”,它最后的命运仍是迁建他处。 停泊在梦里的胡同 徐苹芳摊开三张地图———元大都图、明北京图、清北京图,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很大变化,但北京的中轴线没有变,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,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,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,东西两道城门之间,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,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,都是79米,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,达100米。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,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。 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。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“坊”。唐长安的坊有坊墙,如一个个城堡,坊门晨开暮关;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。在明代的地图上,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“金成坊”。 孟端胡同没有了,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。仅仅过去几个月,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,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。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,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一样,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,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。 居民的记忆,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,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。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,这历史饱满、鲜活而生动。 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,它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特别之处:大门宽大,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,门两侧立着拴马柱———房屋旧主人非一般的身份。 一位老太太居住这里已经60年了,在她的记忆里,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,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,而且都是果树,海棠、桃、柿子、枣、白果、核桃……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。 “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,应该有上百年了,我们打白果的时候,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,记得小时候,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。” 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,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,这是中国人的平生理想,就是“置家”。 在她的记忆里,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,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,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,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,他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,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。 1958年到“文革”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,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,然后是产权上交,私产变为公产,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,房屋失修迅速朽坏。 1980年代落实政策,她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,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。 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 谁懂北京的胡同?在现代的高楼面前,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,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,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。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文化,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韵味,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,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,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。 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,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。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,还有大盆胡同、小盆胡同、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,是整个坊区的消失。 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隔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那对老夫妇,那五组古老的隔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。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惟一物件。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地妥帖,隔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,更显古老风韵。 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,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,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。 “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,乡下可以住院子,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,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。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,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。” 在他们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,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,锦什坊街上的热闹。 除了记忆还是记忆,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。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,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,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,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,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———顺承王府。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,等我们老了走了,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”。 记者注意到除了那隔扇门外,农舍里还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,一张是一位外国画家坐在孟端胡同里画画,另一张是男主人的照片,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相同的———幽静的胡同,古色古香的门楼。“那就是我的家,孟端胡同39号,这就是我们能保留下的东西。”主人指着照片说。 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。孟端胡同39号门前有一对石门墩,主人想给它们找一个地方,“一个想了随时可以去看、一个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存放的地方”,最后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真觉寺内的石刻艺术博物馆。他们把它捐给了博物馆。 但这样的家并不好找。2004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了保留下来的齐白石故居的门,发现保留下来的也有自己的尴尬。 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,齐白石故居就裸露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,显得非常突兀。 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,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孤独的门牌号———“跨车胡同15号”。 “当年这里是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齐聚的地方,我爷爷就站在这大门口迎来送往。你现在坐的凳子,就是周恩来总理坐过的。”齐白石的孙女、画家齐自来说,“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岛,高楼把我们围成了井底之蛙。” 齐家后人还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2次修缮故居,而现在他们从有关部门得知,如今的政策是“谁居住谁修缮”。 每当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要求参观故居时,他们都是拒绝,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将这座破败的故居让人们参观,无法展示曾经在这所院子里发生的历史,更无法将这个每一片瓦都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屋子发扬光大,只能看着它慢慢朽坏下去。 与齐白石故居相依相存的胡同消失了,和齐家交往的邻居们散了,这所故居的人文地理生态就没了。 希望胡同不仅仅停泊在梦里。  
  • 查看详情>> 元中都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(1307年),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元武宗海山即位后下令建造的,前后历时四年,工程浩大。但是随着元武宗的驾崩,元中都也在还没有完工时即停建了。 继续驱车北上,进入了茫茫的蒙古高原。一路上,我们欣赏着碧绿的草原,散落的牛羊和蓝天白云,心情无比舒畅,特别是台湾的学生不断发出惊叹之声。下午一点多钟,我们终于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。在正蓝旗文物局领导的安排下,我们住进了宾馆。简单洗漱后,考察团一行即考察了坐落于正蓝旗上都镇北1公里处的侍郎城遗址。 侍郎城即金代桓州城,是金代三十八边州之一,金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。我们穿过一片齐腰深的草地,来到遗址的东墙之上。这里,天空湛蓝,白云飘浮,绿草如茵。魏坚教授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尽的讲解。大家不仅仔细地聆听,对不解之处,还不时发出疑问。侍郎城也称作四郎城,传说在北宋与辽国的争战中,宋朝小将杨四郎被辽国俘虏,受到公主青睐,辽国太后便把他招为驸马,并为他修筑了四郎城。这座建筑于金代的古城遗址,大致呈方形,周长达5公里多。分外城和和东北角的子城两重城垣,四面城墙为夯土构筑,墙体两面包筑石块,沿墙筑有马面,在东、中、西三个城门外都筑有瓮城。这座城址于1987年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8月1日,考察团一行带着昨日的兴奋,驱车来到了位于正蓝旗以东20公里的元上都遗址。 元上都遗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,周围水草丰美,景色宜人,蜿蜒曲折的闪电河、遍野盛开的金莲花、翩翩起舞的蝴蝶、散漫移动的牧群……让我们领略了一种壮美悠闲的草原文化风情。 从原始森林出来,仰望北面最高的山峰之上,就是著名的元代的大敖包——元朝皇家祭天的场所。敖包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块堆砌而成的,最初只是堆在地界和道路分叉之处,蒙古人把它用作为标志(旧时蒙古人曾把敖包当做山神路神住地)。关于敖包,还有“敖包相会”的美丽传说。
  • 2015-07-28
    查看详情>> 宪宗六年(1256年)刘秉中奉忽必烈之命选址建开平城(遗址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金川草原上的闪电河北岸,辖境相当今正蓝旗及多伦县附近一带)。 中统元年(1260 年)定都于此,四年(1264年)加号上都, 至元四年(1267 年)迁都中都(今北京市)。 次年,升开平府为上都路。明初改置开平卫,宣德五年(1430 年)移治独石堡(今河北独石口)。 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 年)并入赤城县。
  • 查看详情>> 刘秉忠生于1216年,比忽必烈仅小一岁。当时的北中国,由辽、金两朝的统治已经超过了两百年,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,都曾经是金国的官吏。由于家庭有入仕的传统,十七岁的时候时候,刘秉忠也曾进入当局的下级机构做刀笔小吏,算起来这一年该是1233年,而金国被灭也在这一两年间,而此前数年华北地区早已经兵戈不断,可见刘秉忠刚刚参加工作,就是在蒙古国的行政序列中,只不过象他这样下级的文官,实在无须对局势负什么责任,专业技术人才,不管怎么改朝换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。 然而,刘秉忠这个人看来不是凡品,不久以后,他因为不甘心于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,终于弃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,这时候他的名字叫做“子聪”。 1247年,三十岁的僧人子聪,游历云中(今山西大同一带),因为海云举荐,他被忽必烈招进了幕府,从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。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“马上得天下,不可以马上治之”等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,忽必烈非常喜欢让这些有学问的汉臣给他讲历史掌故,最喜欢听的是讲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国故事。 1251年,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,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于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,“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”,可谓所用得人。 忽必烈,经过一系列的内斗外斗,终于在公元1260年,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,七年以后,忽必烈迁都“大都”城,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。 追随忽必烈十余年以后,刘秉忠奉命还俗。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,由刘秉忠领衔,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,呈文说:“元正、朝会、圣节、诏赦及百官宣敕,具公服迎拜行礼。”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,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,忽必烈非常高兴,批准了他们的方案,正式建国号为“大元”。为此,朝廷下了一道诏书,公告天下。 诏曰: 诞膺景命,奄四海以宅尊;必有美名,绍百王而继统。肇从隆古,匪独我家。且唐之为言荡也,尧以之而著称;虞之为言乐也,舜因之而作号。驯至禹兴而汤造,互名夏大以殷中。世降以还,事殊非古。虽乘时而有国,不以义而制称。为秦为汉者,著从初起之地名;曰隋曰唐者,因即所封之爵邑。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,要一时经制之权宜,概以至公,不无少贬。 我太祖圣武皇帝,握乾符而起朔土,以神武而膺帝图,四震天声,大恢土宇,舆图之广,历古所无。顷者,耆宿诣庭,奏章申请,谓既成于大业,宜早定于鸿名。在古制以当然,于朕心乎何有。可建国号曰大元,盖取《易经》“乾元”之义。兹大冶流形于庶品,孰名资始之功;予一人底宁于万邦,尤切体仁之要。事从因革,道协天人。于戏!称义而名,固匪为之溢美;孚休惟永,尚不负于投艰。嘉与敷天,共隆大号。 他有一个学生很有名:郭守敬,是刘秉忠的得意门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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